论自由：别人有没有让我不满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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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future

分类: uncategorized

论自由：别人有没有让我不满意的自由？

假定我是一个很神奇的爱国主义者，如果我看到有人画着眯眯眼的妆容，我就会觉得十数亿中华人民都遭到了羞辱，并感到愤怒。我在一个餐馆里吃饭，旁边桌吃饭的张三则画着眯眯眼的妆容。我对她说：“能不能请你修改一下妆容？”张三说：“这是我的行为自由。如果你感到不满，你可以不看，或者换一家餐馆。”假定我又是一个很神奇的爱国主义者，我相信在7月7日或9月18日或10月1日这样的日子里，如果其他人穿着日本特色的衣服，比如和服，唱着日本歌，比如哆啦A梦主题曲。假设今天刚好是这样的日子。我在一个餐馆里吃饭，旁边桌吃饭的张三则穿着和服。我对她说：“能不能请你不要穿和服？”张三说：“这是我的行为自由。如果你感到不满，你可以不看，或者换一家餐馆。”假设我又是一个坚定的且奇特的无神论者。我在一个餐馆里吃饭，旁边桌也有一位吃饭的客人，名叫张三。张三正在向另一个人传教，试图让另一个人相信上帝，或者相信佛法。我对张三说：“能不能请你不要传播迷信思想？”张三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如果你感到不满，你可以不听，或者坐得更远一点，甚至换一家餐馆。”假设我是一个很讨厌二手烟的人。我在一个餐馆里吃饭，旁边桌也有一位吃饭的客人，名叫张三。张三正在抽烟。我对张三说：“能不能请你不要抽烟？”张三说：“抽烟是我的自由。如果你感到不满，你可以坐得更远一点，或者换一家餐馆。”以上四种情况有一些共性：我遇到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令我感到不满。如果别人做出一些改变，那我就不会再不满。因此，我希望别人做出改变。但是，别人认为自己不需要改变，反而是我需要去改变。问题来了。在上述四种情况下，究竟是我需要改变，还是别人需要改变呢？从常识的角度看，只有第四种情况下，我属于“占理”的一方。而前三种情况，我都属于“理亏”的一方。为什么呢？第四种情况有什么特殊的呢？因为第四种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吸烟有害健康。包括吸烟者自己也相信这点。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最好不要损害他人的身体健康。也因此，中国各地都有控制吸烟条例，都会规定一些地区不能吸烟。餐馆属于不能吸烟的公共场所。前三种情况下，某人穿着某套服装，或者画着特定的妆容，或者以不损害听力的音量谈论一些事情，并不会损害我的身体健康，亦不会侵占我的私有财产。而我之所以不满，主要原因不在于对方做出了特定的行为，而在于我有一种对于特定行为感到不满的行为倾向。在上述四种情况下，假设我与张三的分歧难以平息，且我与张三都相信，个人以暴力强迫他人去做或者不做某事是不对的。因此，我们都寄希望于警察等角色。我们都报警，并希望警察来强迫对方改变。如果对方拒绝改变，那么警察可以动用一定程度上的暴力，来强迫对方改变。问题来了，假设警察到场以后，会帮谁呢？在前三种情况下，警察理应帮着张三。在第四种情况下，警察应该会站在我这边。这是因为，公权力理应被用来保障个体的自由。而我与张三这两位个体，在前三种情况下，他或她的确拥有相应的行为或言论自由。只在第四种情况下，他误以为自己有吸烟的自由，实际上没有。而我在前三种情况下，误以为我有免于被他影响的自由，实际上我没有这种自由。最后，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别人有没有让我不满意的自由？如果别人做出的那个行为，几乎会让所有人不满意。比如，让他人吸二手烟的行为，或者以超高的音量说话的行为。那么，别人的确没有实施这种行为的自由，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你的不满的自由。如果别人做出的那个行为，只会让一部分特殊的人不满意。比如，穿着特定的服装，或者谈论一些你不认同的意见或话题。那么，别人有做出让你不满意的那种行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