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价值·政策：如何解决争议？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认真想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分歧。这种分歧时常形成争议，轻则是大声说话的争议，重则是拳打脚踢的争议。

在书稿中，我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命题，分别是语义类命题、事实类命题、价值类命题、政策类命题。从左往右的顺序是从简单到复杂，而复杂的命题往往比简单的命题，争议更大。

为了解决争议，为了平息争议，我们就要先从没有争议的地方出发，从共识出发，来试图达成新的共识。

让我们举个例子：

甲和乙，两人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一天，乙对甲说：“你答应给我转账的3000元钱，怎么还没转？”

此时，甲和乙两人就有一个分歧，这个分歧是事实上的分歧。甲可以去调查一下，事实是否真是如此。

根据不同的调查结果，甲可能对乙说：“不好意思。忘记了。你给我一个收款二维码，我现在就给你转。”

甲也可能说：“不好意思，最近资金紧张。我现在给你转1500元。明天给你转1000元。后天给你转500元。你看行吗？”

甲还可能说：“不好意思，这个转账要3天才能到账。我昨天才转的，大概后天你才能收到。”

关于事实的分歧，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如果关于价值的分歧，就比较难解决了：

甲和乙，两人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一天，乙对甲说：“你转账给我的钱，太少了，应该多转一些。”

此时，这个分歧就不那么简单了。为了平息这个分歧，我们先要调查事实。

为此，甲可以说：“你收到了多少钱啊？是不是分批转账的，后面的批次你还没有收到？”

假设事实已经调查清楚了。乙收到了3000元，甲也只转了3000元。但面对同样的事实，乙和甲依然可能有分歧。

此时就是一个价值上分歧。面对“乙收到了甲转账的3000元”这同一个事实，乙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事实，甲觉得这是公平的事实。

价值上的分歧比事实上的分歧更难解决。因为事实是客观的，所以可以调查清楚。但价值是主观的，所以要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协商。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觉得价值是客观的。我认为的价值，那就是客观的价值。别人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别人没有认清客观的价值。

解决价值分歧的第一步，就是认清楚价值并非一种可以被客观发现的东西，不是一种调查一下就能搞定的事情。

面对这种具体的价值上的分歧，我们要考虑的不是“这事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而是要考虑“甲认为公平，乙认为不公平，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甲可能觉得，按照事先口头上的约定，是该转账3000元。但乙觉得，自己在项目中的贡献，超出了原有的约定，应该多转一些。

甲可以对乙说：“按照事先的约定，3000元是刚好的，不多也不少。”

乙说：“但按照我的贡献度，3000元是太少了。”

甲说：“一般情况下，我们要以事先约定为准。我们下次合作的时候，重新拟定一个约定。新的约定中，会考虑到不同人的贡献度，你觉得如何？”

乙可能接受，他可能说：“行，下次约定时，我们把贡献度这个因素也考虑进来。”

乙如果不接受，就可能说：“拟定一个更好的约定，这是有必要的。但这次的情况也要考虑进来。这次不是一般情况，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这次我的贡献度不是只高了一点点，原先约定是五五开，但实际上是三七开。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就要拟定一个新的约定，而上次的项目也应该按照这个新约定为准。”

总之，价值上的分歧，通常是以一个类似谈判的过程来解决的。在谈判中，分歧往往不是事实，而在于应该依照什么样的标准。

甲和乙都认为X是事实，但甲认为要用A标准来对待X事实，乙认为要用B标准来对待X事实。

这就引入了一个更复杂的分歧，也就是政策上的分歧。

这里说的政策，不单单指政府的政策，也包括组织和个人的政策。简言之，政策就是旨在实现某个目标的行动方案。

而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议，是最难解决的。因为政策比价值和事实都要复杂。

换个更简单的例子：

“这本书是张三写的”和“这本书是李四写的”，这就是一个事实上的分歧。通常，只要调查一番，就能知道这本书究竟是谁写的。

“这本书是一本好书”和“这本书是一本烂书”，这是一个价值上的分歧。经过一番协商，甲和乙两人也许能达成共识，也许达不成共识。

但是，即便甲和乙在价值上达成共识了。但对于政策上，对于具体的行动方案上，甲和乙依然可能有分歧。

甲觉得，这是一本好书，所以要仔细阅读、学习。乙也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乙觉得，可能还有另一本更好的书值得读。或者，乙觉得读书就不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应该选择上课，或者参与项目制学习活动。

甲可能觉得，这是一本烂书，所以要丢掉，或者去退款，去给它打差评。乙也觉得这是一本烂书。但乙觉得，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者，这本烂书可以当作反面教材，起到警醒的作用。

回到那个甲和乙有生意上的合作关系的例子。在政策上，也许，甲和乙都认同一个目标：两人长期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两个应该想出一个能长期合作的约定。

但是，对于实现这一个目标，甲和乙也许有不同的行动方案。甲或许觉得按照明确的规则办事更好。乙或许觉得，当规则本身不够好时，要及时修改规则。

这就是事实类命题、价值类命题、政策类命题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命题，它们的复杂度是递进的，引起争议的可能性也是越来越高的。

之前还提到了语义类命题，它排在事实类命题的左边，通常是最简单，最没有争议的命题。鉴于我以往已经向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分析哲学的内容，这里就先不提语义类命题，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仅仅考虑事实类命题、价值类命题、政策类命题，我们可以总结出下面这些规律：

1.当我们和别人有争议时，先去看是不是事实上的争议，再去看是不是价值上的争议，最后再去看是不是政策上的争议。

2.当我们和别人有事实上的争议时，我们需要调查一番，拿数据和证据说话，平息事实上的争议。

3.当我们和别人有价值上的争议时，第一步就是放弃“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种想法。

第二步就是试着去了解对方为什么与自己有不同的价值观？为什么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在当下这个案例中，究竟哪个价值标准更合适？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性的价值标准？

4.当我们和别人有政策上的争议时，第一步就是先确保当下有足够多的沟通时间。因为政策上的争议，往往不是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就能解决的。

第二步，就是要去了解更多的信息，最好向专业人士请教，提出多个可行的方案。

第三步，就是在这多个可行的方案中，进行比较和权衡，在群策群力之下，选中一个比较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