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新制度经济学不抱太大希望

author: 辉格

小橘子问我“对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科斯、布坎南、阿尔钦、威廉姆森有何评价”，这问题对我本人挺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的一次思想转变。

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我都挺喜欢的，特别是在04年之前，制度是我愿意终生关注的课题之一，而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引入是很大的突破，不过，相对于我的期望，它们是不能让我满意的，只能满足我的一小部分解释需要，大致上，他们只能在大的制度框架下解释“小制度”，比如合约安排、交易方式、产权边界和执行机制，等等，但依我看，他们对于“大制度”（比如习惯法、宪政结构、产权起源）和大跨度的经济史，是无能为力的。

举个例子，上述局限其实在张五常身上就表现的很清楚，他把交易费用概念扩大为制度成本，试图以此获得对大制度的解释能力，可是这样一来，新制度经济学反而变成虚谈了，无所不包的交易费用是无法度量的，因为坏的制度所带来的最巨大的“成本”是让大部分技术条件所允许的交易根本没有发生，成本度量就无从谈起，这一点，你看看他对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评论再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我许多年前在万科论坛上就谈过这个问题，也是从那时候我开始了怀疑。

实际上，看新制度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一项具体制度安排的分析，基本上都需要以存在一个大致上有效的市场为前提，即，存在基本的产权制度和自由交易条件，若没有一组相关市价做参照，成本/收益的度量就不可能，相比之下，博弈论的分析起点条件就没这么高。

其次，即便在小制度上，交易费用分析的局限也很大，它无法考虑文化和组织因素，而我认为，这两个因素在制度进化（无论大小）中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同样，相比之下，进化博弈和策略均衡方法可以把这些——本能、文化、信息、互惠、合作、组织、信念、规范——全都纳入分析，两种方法论的前景差别之大，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从05年之后，我的兴趣就完全转向了另一边，自我感觉收获很大，欣慰的是，最近发现新制度学派里面的人也开始了这样的范式转变，比如Jack J. Vromen在《经济演化》（Economic Evolu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提出了一个十分合我胃口的纲领，你提到的那几位学者，多半都被在这纲领里安排了相应的位置，不妨看看。（这本书95年写的，中译本03年就出了，不过我去年底才看到）

另外，之前提到过（还有这里）的Avner Greif，也是在方法论上让我眼睛一亮的制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