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经济学家”建议“印钱生娃”，即“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引起不小争议；某教授建议“养老金领取额度与子女数量挂钩，促进生育”，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人们对此的看法也莫衷一是。养老，这个事关所有人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其背后的“老龄化”问题也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已成为社会共识，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4亿，占18.7%；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占13.5%；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60岁以上人口上升了5.44%，65岁以上人口上升了4.63%。2020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2.6 亿，今后 5 年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将以每年约 1000 万人的速度增长。
另有机构预测显示：到2022年，我国可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老龄化社会。到2058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可能就将达到4.14亿的峰值，约占总人口的1/3。前一阵，由社科院发布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报告2021》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表现出几个特点：老龄化程度继续提高，高龄化趋势明显；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城乡差异扩大；地区差异加大；同时，由于发达地区吸引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流入，延缓了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导致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除此之外，也有专家表示，我国老龄化社会还将具备这些特征：高龄化特征愈发凸显，失能人数增加；老年人口受教育水平高，老年人力资源禀赋提升；老年人口的经济收入更有保障，消费观念升级。其实，“老龄化”本身没那么可怕，它只是人口结构变化形成的一种现象；促成老龄化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如今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增长，较高年龄人口人数增加，其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上升，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另一方面，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导致较低年龄段人口减少，造成如今业界公认的“少子化”现象。实际上，真正令人担忧的是生育意愿降低引起的“少子化”，以及“未富先老”或“未备先老”；因此，老龄化的背后，应当关注的是人口结构的优化和现有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关于人口结构的优化，“生育”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首先，有一点需要明确，应不应该鼓励生育？当然应该。
人类通过生育才得以延续、民族有了延续才得以兴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因此，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角度，生育是改善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是否应当在生育意愿较低的情况下对生育进行“强刺激”？私以为，值得商榷。
其一，生育本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意味着生命的延续；但如果将其作为应对社会问题的“工具”，这本身是对人的不尊重，是对人的“工具化”；不利于社会整体幸福感、获得感的提升。
其二，如果在生育意愿较低的情况下鼓励生育，会有相当一部分“意愿之外的生育”，一部分父母在没有做好心理建设和经济储备的情况下生育，会造成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不利于家庭的和谐和小孩的教育，长远来看，更不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因此，应当鼓励的是“既合乎理，更合乎情”的生育。
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40多年来，“优生优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生育除了基因传递、种族延续的自然属性，更有着家风传承、人才培养、社会活力增强等文化及社会属性；相比于前者，后者对于人的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也恰恰是影响一个家庭生育决策的核心因素。当今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降低，从侧面也反映了这一群体对“生育”的审慎态度——随着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人口的“质”也许比“量”更加重要，这一点，无论从社会还是家庭角度，似乎已达成共识。人口的“质”，映射到个体身上，就是一个人本身的素质与能力水平，以及TA能为社会做多大贡献；而“就业”则是一个人为社会做贡献的主要途径。就业的本质，是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匹配过程，目前普遍存在供需失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现象（《今年考研人数再创新高，说明了什么现象？》一文有过详细讨论，本文不再赘述），这一现象意味着教育收益率降低，“在孩子教育上的大量投资，却得不到相匹配的回报”，反过来进一步降低未育青年的生育意愿，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如果一味强化“生”，而置“养”“育”于次要地位，恐怕不利于人力资本价值的充分释放，更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于应对老龄化问题而言，未免“远水解不了近渴”。相比于刺激生育在见效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当前老年群体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更值得关注。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在十四五末期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面临着贫困、疾病、失能、服务、照料、精神关爱等诸多困难和问题，因此，更加迫切的是应对“未富先老”或“未备先老”。“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的背后，是养老服务短板有待补齐、养老金制度与养老保险体系的优化、老年群体社会价值的进一步释放，以及城乡及地区间差异化应对路径的探索。公共服务主要涉及养老机构及设施的建立与完善。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公共服务的发展目标，逐渐从“有没有”过渡到“全不全”“好不好”，即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在前几天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中，养老方面设定了2个约束性指标，分别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 由2020年的38%提升至2025年的55%”“新建城区、居住(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到2025年达到100%”，可见国家在提升养老公共服务上的决心。在保障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同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同样值得关注。世界卫生组织（WHO）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保守估计在10%-15%，甚至某些估计范围高达45%。国家卫健委在2020年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中，老年人被列入抑郁症高发的重点人群之一。尽管老年抑郁症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却至今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心理健康行业在我国发展较晚，加之传统观念中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病耻感”，导致部分人群在步入老年后，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我国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是其中很重要一部分，而随着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养老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养老基金制度与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三个层次中，作为第一个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目前已覆盖近十亿人，制度基本健全；作为第二层次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初步建立，并且在逐步完善，目前已经覆盖5800多万人；作为第三层次的个人养老金制度目前还是个短板；目前，国家正在探索推出个人养老金制度，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
老年群体由于社会阅历相对丰富，在代际沟通、家庭教育等方面有着年轻人所不能替代的优势；同时，许多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对于继续发挥自身价值具有非常迫切的需求。如果能为这些群体提供进一步释放自身价值的机会，一方面能够使得经济发展动力更加多元丰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为老年群体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政策指引；同时，提出“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这也有利于帮助老年群体建立和践行积极的老龄观。老龄化在城乡及地区间的差异也值得关注，这意味着，城乡及地区间的养老模式需要因地制宜。从全国看，乡村的老龄化程度较高（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而地区间对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和最低地区之间相差接近12个百分点。乡村养老服务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城市；并且，城市对于农村年轻人的吸附效应，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日渐突出。城市中的三种基本养老类型（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并不适合照搬至农村，农村养老同时面临着基础设施薄弱、服务人员缺失等多重挑战，也具备土地农宅、自治组织等天然资源禀赋，目前已有多地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养老模式，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例如，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几乎各个村庄都办起了养老院，村庄中的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能够在养老院中颐养天年，磁灶镇的养老事业在全市各个乡镇，乃至全国都处于领先水平，被晋江市列为“养老先进镇”。早在2019年，国家就出台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是我们国家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国情，从世界范围的经验看，仅靠促进生育的政策难以逆转人口老龄化进程。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基于我国人口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作出的必然选择，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工程，只有国家、社会、个人多个层面齐心协力积极应对，才能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和中华民族的长久兴旺。
作为个体，我们也需要正视衰老，与其“抵抗”衰老，不如接纳它带给我们在生理、心态上的变化；年龄的增长也许会造成胶原蛋白的流失、身体机能的下降，但更会赋予我们更加丰富的阅历与更加平和的心态。没有人能预知未来，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好当下每一天，不要等老了之后才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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