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办?规则过于宽容,人容易轻慢;过于严厉,又使人倍感压力、心生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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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办?规则过于宽容,人容易轻慢;过于严厉,又使人倍感压力、心生敌意

     

    01.

    当你的部下因犯错导致一个重要项目延期,被客户投诉,事后你打算好好的找他算账、严肃处理。

    此时,有人来劝你要善良、要宽容,事情都过去了,还是算了吧!

    那么你是本着“听人劝吃饱饭”,象征性的批评两句?还是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严肃处理,杀一儆百?你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不仅在企业里带团队会遇到,身居高位治理国家同样会遇到。

    三国时期蜀国的宰相、智慧的化身诸葛亮选择了后者,他坚持认为:

    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恰当的恩惠。

    这话说得很有高度,即便是放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

    • 首先是公正,它意味着要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个人地位、权力或财富而有所偏袒,按照法律和道德标准对事情做出公正的判断和决策。
    • 其次是仁德,它意味着要关注人民的福祉,尊重人民的权利和尊严,尽可能地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犯了错,却因为某些原因被轻易地宽赦、原谅,这会让其他人觉得法律不公正,规则、制度不严肃。

    这就可能导致犯罪行为增加、犯错更加肆无忌惮,说大了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说小了影响公司业绩和效率。

    所以在诸葛亮的观念里,犯了重罪(或者严重错误),就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2.

    只是诸葛亮没用这种“讲道理”的方式论证他的主张,而是采取了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引经据典。

    他先引用了以“公正”、“严明”著称的官员匡衡吴汉的观点:

    乐安侯匡衡、度平侯吴汉都是治国好手,他们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

    接着,他引用了他的老板刘备与智者的交往经历:

    老板也曾说过,他曾与颍川名士陈元方、东汉大儒郑康成多有交往,但他们从未谈及“赦罪”是治国之道。

    最后,他还引用了荆州刺史刘景升父子的事例来反证自己的主张:

    刘景升父子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最后还是降了曹操。

    总之,这些事例无一例外的佐证着他的主张: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恰当的恩惠。

    他死后没多久,费祎接替他主政。

    费祎觉得诸葛亮的主张太严厉、不近人情,于是就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策略——姑息宽赦。

    结果使得西蜀国势一蹶不振。

    03.

    在更早一些的春秋时期,郑国的老板子产也认为:用宽容的方法治理国家比较困难。

    他在与将来的继任者子太叔聊国家治理时讲到:

    只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

    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平静的溪流,人们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被淹死。

    子产通过比喻的方式进行论证,他提到了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

    • 一种是严厉的方法,它就像猛烈的大火,让人心生畏惧,使人逃离,不敢触犯;
    • 一种是宽容的律法,它就像平静的溪流,让人放松警惕,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在这两种方式中,他认为: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

    也就意味着他倾向的国家治理方式是:用严厉的方

    严刑峻法具有极大威慑力。

    只要设立了严刑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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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就会心生畏惧、不敢触犯。

    和诸葛亮的做法异曲同工,设置严厉的法律法规,公正执行,不随意宽恕。这样国民就不敢轻易触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就有了基础保障。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前面蜀国的命运只不过是郑国命运的重演。

    当子太叔接过子产治理郑国的大任后,他觉得子产的方式太过严厉,于是就改为了宽容治国。

    结果使得郑国盗匪猖獗,国运渐弱。

    04.

    那么有没有哪种治理方式,可以不那么严厉,也能持续保障社会稳定和发展呢?

    孔老夫子说出了他的看法:

    行政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轻慢,这时就需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

    一旦法律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既然没有活路,干脆做绝),这时就需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

    用宽容来调和凶残,用严厉来调和轻慢,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

    孔老夫子的说法,简单一看是“智慧”,再一看“说了和没说一样”。

    我们先不考虑他们如何“治理百姓”。那个时代的他们总是一副社会精英的样子,以个人或者小部分集体的意愿,对整个社会指手画脚,按照他们的意图拨弄。那个时代的他们绝不会意识到“个体意识”(除了杨朱)——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只要不危害他人即可。

    回到孔老夫子的说法,他假设了两种可能的情形:

    如果宽容使人轻慢,就以严律纠正。

    如果严律使人凶残,就以宽容感化。

    百姓变轻慢或者变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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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用严律纠正或用宽容感化。

    道理没有错,政策要灵活,根据具体的情形进行及时的调整,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使国家治理趋向和谐。

    只是实操起来有个关键问题,也是最大的难度——对“程度”的把握。

    • 在什么程度下是百姓轻慢了?
    • 又在什么程度下可以断定百姓变凶残了?

    这或许是每一个管理者,不管是治理国家的,还是管理公司、带团队的人都需要琢磨的东西。

    只有基于对人性、群体行为的理解,再结合实际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把握好度,才能灵活地做出合适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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