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事规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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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 编写
1、雅典陶片放逐法
在第一次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年）之后，雅典城邦的政治力量主要分为“稳健派”和“激进派”两派。雅典贵族阿里斯泰德是雅典稳健派的领袖，阿里斯泰德在第一次希波战争的马拉松战役中，曾经担任十将军之一；在第二次希波战争的萨拉米斯海战中，曾经担任海军将领。地米斯托克利是激进派的领袖，也是萨拉米斯海战中的雅典统帅。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地米斯托克利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向公民大会动议对阿里斯泰德进行流放。
在公民大会进行投票时，一个目不识丁的公民拉住阿里斯泰德，请他帮自己在陶片上写下“阿里斯泰德”，阿里斯泰德照办了，也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是问那人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人答道：“不为什么，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人们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
在近现代的考古活动中，人们在雅典城区附近，曾经发现了成千上万刻着古希腊人名的陶片。
【点评】
议事规则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正反双方轮流充分辩论”。可是，雅典的公民大会动辄几千人参加，参加人员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往往跟随一些善于演讲的、有名气的人，或者被大会的某种气氛所影响，这正是直接民主的弊端。普通民众只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具备理解能力，也可以接触到足够的信息，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复杂的、远距离的、不熟悉的事情，他们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因此，在近代英国，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就是通过选举，推选出民意代表，也就是议员，来讨论重要的公共事务。当然，这样的选举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没有任何党派主导的选举。有了合格的民意代表，才能有时间进行充分、有序的辩论，从而大大提高决策的合理性。
雅典是古希腊世界的大城邦，总人口大约25万，包括外邦人和奴隶。雅典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十万左右。成年男性公民大约两万。雅典的民主，就是这两万人享受和行使权力、权利、义务。雅典民主政体有三大支柱： 1）公民大会（Assembly)。 2）500 人议事会 (Council of 500)。 3）公民法庭（People’s court)。
公民大会（Assembly)可以说是集行政、立法、司法为一身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受到议事会，更受到法庭的制约。 公民大会决定城邦的大小事务，主要有四项功能：1）制定行政命令：例如法令、决定开战、授予外邦人公民权。2）立法。3）选举若干官员、审查城邦官员。4）审判政治案件。
每天太阳升起时，公民大会开始，首先是祷告，然后杀猪献祭。一般到中午，大会就结束。
发言者得很好组织自己的发言，一次只说一件事，同一件事不能说两次，不能说不相关的两件事。只能在讲台上讲话。大会上言行要文明，不能用脏话攻击他人，不能打断别人的讲话，不得对会议主持人无礼。
投票大部分时候举手表决，以简单多数通过。计票的官员凭印象判断多少，而不是一只只地数手。偶尔大会一直开到傍晚，天黑看不清手，就延期到第二天表决。有时候用石头投票，白石头支持, 黑石头反对。
（海军上将2021-9-6）
2、执政官伯里克利和骂人者
希腊的历史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荷马史诗》出现的时代，称为希腊的“古风时代”，为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从梭伦改革到亚历山大去世，称为希腊的“古典时代”。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吞并希腊，为“希腊化时代”。其中，对希腊影响最大的，是生活于希腊古典时代，曾经担任雅典将军和执政官的伯里克利。
在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度之下，伯里克利早已习惯人们对他的批判、责难、中伤。有一天，来纠缠他的一个男人异常烦人。他站在正在处理公务的伯里克利身旁，用粗鲁的语言，不停的咒骂。伯里克利始终不发一语，也没有流露出愤怒的表情。罗马的执政官有12名护卫。雅典的将军没有如此待遇，伯里克利只带了一位夜晚帮忙提灯照路的仆人。傍晚时分，伯里克利结束工作起身回家，那个男人依然不肯罢休，紧随其后，一路骂骂咧咧。
走到家门口时，伯里克利第一次开口说话，不是对那个男人，而是对那个仆人说：“拿着灯，送这位公民回家。”伯里克利对那个人的咒骂不作任何回应，不是因为尊重对方的言论自由，而是出于对泛滥用言论自由的愚昧者的强烈轻蔑。不发怒，是不愿将自己贬低到对方的水准，所谓的愤怒，是对和自己对等的人才会产生的感情。就是这样一位贵族式的的男人，引领雅典的民主政治，抵达空前绝后的巅峰。
【点评】
议事规则的观念不仅可以运用于正式严谨的会议，也可以运用于日常生活。议事规则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不得侵犯他人的正当权利，不得进行人身攻击”。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每个人有了强烈的权利意识，就应该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在这个小故事中，那个对伯里克利进行骚扰的雅典公民的错误行为在于：1）伯里克利既没有处于会议辩论状态，也没有处于必须回答公民咨询的状态，他有权利不回答公民的问题，更加有权利不受该公民对其工作和生活作息的干扰；2）该公民“骂骂咧咧”，已经对伯里克利形成了人身攻击。
作为一位几百年一出的伟大人物，虽然伯里克利保持了风度，保持了耐心，然而，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其他的管理者，其他的领袖。尤其是，如果骚扰和攻击的人不是一位公民，而是反对党，是政治对手，那么事情就会演变成党派斗争，甚至国内战争。如果对方是国外的重要人物，争执就可能升级为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海军上将2021-9-7）
3、清朝资政院的一次护宪行动
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地区开战，结果，黄皮肤的亚洲人第一次打败了强大的白皮肤欧洲人。日俄战争让中国的知识精英和高级官员意识到，日本能够打败俄罗斯，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优于俄国的专制制度。当时的《大公报》写道：“彼俄之见衅于日也，非俄之败于日也，乃专制国之败于立宪国也”。意思是说，俄罗斯对日本进行挑衅，俄罗斯却被日本打败，这是专制国家败给了立宪国家。
所谓“立宪”，就是依据宪法治理国家，任何党派、阶层，在宪法面前一律平等。宪法必须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来制定，制定宪法的主要目的是要监督政府，而不是约束人民。
于是，在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推动下，1910年9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作为大清帝国立宪议会的准备机构。
1911年5月8日，清朝隆裕太后宣布：废除军机处，实行内阁制，任命庆亲王奕劻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成员共13人，其中9人为满蒙贵族，其中7人为皇族，因此被讥讽为“皇族内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1911年11月1日，“皇族内阁”提交辞呈，清政府批准，并宣布“袁世凯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然而，根据1911年11月3日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中的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它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资政院提出：对袁世凯的任命程序违宪！
于是，摄政王载沣不得不收回对袁世凯的任命，等候选举结果。随后，资政院以无记名投票公选总理大臣，袁世凯得票最多，摄政王再次发布任命。虽然前后结果相同，但第二次任命的出台遵守了宪法程序，体现了资政院的权力，限制了皇帝和摄政王的权力。
【点评】
议事规则的另外一个核心理念之一，就是“程序正义”，所谓程序正义，就是对某件事情的判断和决策的过程，必须是公正的、合理的、合法的，哪怕做出的判断和决策是违背一部分人的看法的，也必须接受这个结果。
这个程序的过程，有可能是很简单的，也有可能是很复杂的。比如，餐桌的盘子里还剩下一块蛋糕，三个小朋友都想吃，他们决定，用“剪刀石头布”决定谁可以吃。张三最后胜出，分到了蛋糕。可能有人说，这不合理，应该把蛋糕平均分成三份，每人一份。可是，此前的程序是大家同意的，张三最后独享蛋糕，也就是符合“程序正义”的。
至于更加合理的分配蛋糕的方案，可以在下次需要的时候再考虑。
在法庭上，是否要给一个人定罪，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涉及很多程序，要做到程序正义，需要很多环节的配合，比如：法官的任免制度，法官的追责制度，自由的新闻制度，陪审团制度，律师的权利保证制度、嫌疑犯的权利保证制度，证据的取得的合法性，等等。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就违背了“程序正义”原则，就有可能造成冤案。
（海军上将2021-9-8）
4、威妥玛拜会清国总理衙门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公元1818年～公元1895年），英国外交官、著名汉学家。曾在中国生活43年。因发明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发音系统“威妥玛注音”而著称。此方法在欧美广为使用，成为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威妥玛曾在剑桥大学读书。1861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1871年升任驻华公使。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强大的英国在中国的最高代表，威妥玛长期和清政府最高层级的官员打交道，对清朝高级官员讨论国家重大问题的过程，进行了细心的观察和总结。
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处理与各国的外交事务时，各国的外交使节针对某件事项发表意见之后，清朝总理衙门的官员，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发言人，然后，眼光转向同僚，不做声响。一般都是事务大臣看分管的亲王，新进的事务大臣看已经在总理衙门任职多时的旧事务大臣。如果分管的亲王一发言，那么，在场的其他人，不管是銜高的还是阶低的，不管是新进的还是旧有的，这些人都会立刻纷纷响应，都会不约而同地一致同意分管亲王的言论，从来没有谁会对分管亲王的意见提出半点不同意见，发出一丁点异样的声音。如果分管亲王不说话呢，那么，诸位事务大臣没有人赶先说一个字。
话说，有一天，我到了清国的总理衙门。衙门中的中国官员看到我之后，就用目光对视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然后，他们之间又互相看了看，然后，就各自装作没事人一样。就这样，没有人敢先说一句话。看到这个场景，我实在是无法忍耐，我总不能和他们一样，也一句话都不说吧。于是，我就先说到：
“今天的天气挺好的！”
我心里想着，这平常的寒暄发语，总不至于牵涉到外交的重大事务吧！这总可以缓解眼前沉闷尴尬的气氛吧！
但是，奇怪的是，我说完之后，仍然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这时候，总理衙门中的沈先生感觉再不说话，似乎有些失礼，于是，他第一个说了话：
“是啊，今天天气的确挺好的！”
沈先生说完之后，总理衙门里的亲王大臣人等，感觉谈天气应该不至于抢了上级的风头，于是，大家都说到：
“今天的天气挺好！”
“天气挺好的！”
“天气不错！”
……
就此场景，威妥马在日记中点评到：这大清国的总理衙门里，那些亲王大臣、事务官员的行为，和狗看见影子就叫、和狗听见声音就叫，真是没有什么两样啊！
【点评】
我们应该意识到，清国总理衙门，是中国当时最高的议事机构，所讨论的问题，也关系到亿万中国人的利益；理论上讲，这个机构里面的主要成员，应该是中国最具有政治智慧或者治国能力的人。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大部分都十分昏庸颟顸（man1han1），对于现代议事规则一无所知。
具体来讲，在一个正常的议事场合，1）每个成员的发言权利都应该是平等的；2）每个人的发言无论对错，事后都不得追究，3）会议还会通过一定的制度，来保障每个成员畅所欲言的权利。议事规则的主要观念和基本规则，都是在英国逐步形成的，并且经过了上千年的演进和完善。威妥玛公使虽然没有接受过议事规则的系统训练，但对于这些观念和流程，已经是熟稔（ren3）于心。中国人千百年已经见惯不惊的议事方式，在威妥玛公使眼中，却十分的荒唐可笑。
与外界接触，让别人自由批评，才能让我们发现自身的缺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坐井观天，作茧自缚，坚持愚昧。这是威妥玛日记给我们最好的提醒。
（海军上将2021-9-9）
5、民国定都南京还是北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接下来几个月，南方大部分省份都宣布起义，成立督军政府。各省派出代表，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溥仪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退位诏书。至此，清朝268年的国祚划上了句号；
2月13日，袁世凯发布通电，赞成共和；
2月14号，按照此前南北和谈的结果，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此刻，袁世凯还在北京处理清帝退位的善后事宜
2月15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朝代更迭之际，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过渡，获得了全世界舆论的一致称赞，堪称东方版的“光荣革命”。
然而，
1912年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开会，讨论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立在哪个城市。经过参议员的讨论和投票，投票结果为：北京20票，南京5票，武昌2票，天津1票，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定在北京。此时，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南军总司令黄兴对此非常不满，他们找来参议院全院委员会主席李肇甫一顿痛斥，要求临时参议院在2月15日中午12点之前改正，黄兴说：“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黄兴一生光明磊落，为人厚道爽直，没多少个人名利之心。可是，他的这一举动，却实在让人无法赞美。革命领袖，在酝酿建国之际，就试图以武力破坏民主宪政。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地方，民主共和制度初建之际，一切都很脆弱，常常是一不小心就破坏了。
第二天开会，同盟会员籍一参议员说，如果临时政府不设在南京，将以身殉会场，并举枪欲自杀；台下大喊：不要讨论！请议长付诸表决！表决议题为：把首都由北京改为南京，表决结果为19：7，通过。
消息传出，报纸纷纷批评孙中山，认为他坚持定都南京全无道理，只是“胶执成见”，为南北和平增添障碍。革命领袖如章太炎、宋教仁等人，也都反对定都南京。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从普通的军事政治地理考虑，首都也不该设在南京。因为道理明摆在那里，所以各省的都督也纷纷打电报到南京，反对定都南京。
国内外舆论纷纷指责孙中山。3月1日，露透社专电，认为孙中山坚持要袁世凯南下的做法“全系意气用事，并未为大局着想”，招致这次骚乱，“于共和前途危险至大”。黎元洪发表通电，希望不要再无谓相争，他认为：“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为国家着想，就不要固执己见。于是，蔡元培发电报向孙中山汇报情况，提出不再勉强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建议。
1912年4月2日，临时参议院审议袁世凯提交的《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议案，获得通过。
【点评】
议事规则的原则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这条原则有几点阐述：
第一，这条原则包含了“妥协的精神”。在群体议事的过程中，需要具备一种思想准备，就是讨论过程中必然存在意见分歧。即使经过充分、有序的讨论，分歧也可能无法消除。所以，最终需要通过投票来决定，是通过还是否决当前的议题。对于少数方，该议题被通过或者被否决，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但应该接受投票的结果，要有这个气度；
第二，虽然接受了投票结果，少数方有权继续保留自己的意见。法国有个思想家叫卢梭，他认为，一旦某个议案被通过或者被否决，少数方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看法，和多数方保持意见一致，否则，他们就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的，它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派对温和派的屠杀；
第三、少数方这一次虽然失败了，但少数方的意见并不一定是错误的。意思是说，我们之所以要服从“多数人原则”，只是因为多数人正确的概率要大于少数人，但这并不代表多数人一定是正确的。因此，让少数人继续保留他们的意见，那么，就给该群体保留了一个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
在清末明初，影响中国的政治主要有三股力量：革命党，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北洋军人，以袁世凯、段祺瑞为代表；立宪派，以梁启超、汤化龙、宋教仁为代表。在这三股力量中，最缺少妥协精神的，就是革命党。他们的行为，对于中国近代宪政道路的失败，要承担最大的责任。
（海军上将2021-9-9）
6、普特尼辩论和骄傲的清洗
英国革命时期，独立派高级军官和平等派进行了一场辩论。
为解决两派围绕未来国家政治制度问题产生的分歧，1647年10月28日至11月11日，两派在伦敦郊外的普特尼教堂举行全军会议,就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展开讨论。参加者主要有独立派高级军官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平等派代表雷因波罗、塞克斯比、魏尔德曼和皮蒂等。历史上称为“普特尼辩论”（Putney Debates)
争论的焦点是国家政权形式和普选权。
首先围绕国家政权形式问题展开。独立派主张保留国王和上院,认为由国王和上院组成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公正的政府,《人民公约》的原则会导致流血斗争和内战,取消君主制将导致国家的崩溃。
平等派针锋相对,一致要求废除君主制和上院,由人民和人民选举的下院行使最高权力。在选举权问题上,平等派坚持普选权的原则,认为生而为英国人的全体居民都应享有“自然权利",如果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服从政府的义务。独立派则竭力反对普选权原则,认为选举权应有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普选权会造成对私有财产的威胁。两派分歧难以调和,未获结果。
11月11日克伦威尔下令中止会议。因互相不能容忍,导致了15日的魏尔事件。
1647年11月15日，新模范军在魏尔军事检阅时，平等派士兵企图趁机起义，遭到克伦威尔镇压，士兵阿诺德被当场枪决。1649年春，平等派的士兵在伦敦和牛津郡再次发动起义，均遭到镇压。后来，平等派分裂为许多小的派别，逐渐衰落。
1648年12月6日英国革命期间，独立派的新模范军军官托马斯·普莱德上校（Thomas Pride）带领一队士兵进入英格兰下议院，阻止对新模范军持敌对态度的长老会议员进入议院，在总共489名下议员中，仅有71人被允许进入议会，另有45人被捕，83人在被迫表态支持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后得以返回议会。普莱德清洗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军事政变。清洗后所形成的议会为被称为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
因为“普莱德”的英语是“Pride”,意思是“骄傲”，所以这一次行动历史上被称为“骄傲的清洗”（Pride’s Purge）。
在残缺会议的主持下，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处死。此后，下议院宣布自己为人民的代表、权力的来源。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采用民主代议制后，国家的权力从国王的手中，完全转移到由人民选举的议会手中。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帝制，普莱德的尸体被挖出来，和克伦威尔的尸体摆在一起，被“集体鞭尸”。
从1642年到1649年，英国革命持续了七年。期间，主要有四派政治力量：保王党、长老会、独立派和平等派（levellers）。其中后三派，都赞成结束国王的专制统治，把国家的主要权力掌握在议会手里。
然而，当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被抓起来之后，围绕是否处死国王、是否给人民普选权等核心问题，长老会、独立派和平等派之间又出现了分歧。
1648年12月的“骄傲清洗”，也让长老会逐渐淡出了英格兰下议院，独立派一党独大。1653年12月16日克伦威尔被宣布为护国公，共和制被推翻，建立了护国公制/护国政体，新生的民主代议制遭到了削弱。
【点评】
曾经为着共同的目标出生入死，如今却由小小的分歧刀剑相向，这样的情节，我们人类历史上不知重复了何止几万遍。有人说，人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益冲突必然导致反目成仇。可是，我们看到1776年建立的美国，除了1860-1865年的南北内战，美国国内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继承了英国人用上千年积累下来的社会自治传统。
英国的社会自治、议会治理传统源远流长。公元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入侵英格兰，并且带入了部落议事的传统，各个国王都有一种议事形式，叫做Witenagemot(圣人会议)，会议成员由国会议员（witan）和聪明的人（wisemen）组成。到了1649年，国家的主要权力转入了英格兰下议院手中，从而形成了今天现代文明国家的主流治理模式.
1607年，逃离英格兰和荷兰的新教徒在北美洲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建立了第一个英格兰在北美的永久定居点。1619年，詹姆斯敦成立了北美第一个民选议会。这个议会，大概就是一个村的级别，涉及人口不过千余。此后，每出现一个永久性乡镇定居点，美国人都会成立一个民选议会，来管理区域内的日常生活。到了1776美国建国，几百万美国人已经在几万个社区、村镇、郡县建立了自治机构，十三个殖民州都有自己的议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自治经验。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观察中，美国人民是全世界最关心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群，也是权利意识最高的群体。
因此，学会运用议事规则，理性有序地召开会议，广泛地培养社会自治的能力和传统，就可以消除战争，带来和平，大大降低因为分歧所造成的社会代价。
（海军上将2021-9-10）
7、如果你想前行，就要让步
1912年，当时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对刚刚当选众议员的卡尔·海登说： “年轻人，我希望你记住，你无法说服一切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国会颁行的任何一项重要法律，无不是妥协的结果。” 直至1969年还等离开国会前，海登都乐于向新议员重复这段话。后来的议长山姆·雷伯恩也不约而同建议新议员:“如果你想前行，就要让步。"
【点评】
笔者曾经参加了很多次的社团组织理事会，有时候担任主持人，有时候是普通成员。尤其是担任主持人的时候，可能会讨论到我提出的某个议案。为了让这个议案获得通过，我事前做了很多准备，反复推敲议案的可行性、完备性，揣摩会议成员可能的反应。然而，在议案正式讨论的过程中，某些成员的发言还是让我内心火冒三丈，仿佛我提出的议案毫无价值，仿佛我的思考非常幼稚可笑。听他们说话，在我看来逻辑混乱，毫无条理，他们却说得振振有辞，有眼有眉。
幸运的是，经过议事规则的训练，我没有一次违反会议规则，没有一次情绪失控，也没有一次因为对表决结果不满，拒绝接受表决结果。
学会妥协，学会让步，才具备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素质
（海军上将2021-9-10）
8、五大臣庚子遇害记
1900年，是中国旧历的庚子年
随着中国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矛盾加深，以及义和团民间武装的兴起，中国政权的实际操控着慈禧太后开始考虑：是否利用义和团来打败西方军队？
6月15 日，北京的义和团们开始攻击教堂和使馆。16日，义和团向天主教北方教区总堂西什库大教堂发起了进攻。6月16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首领“法术”不灵，火势熊熊燃烧，北京的天空刮起了大风，约一千余民宅和大批商铺被夷为平地，大栅栏一带数百年的商业精华化为灰烬。
在慈禧主持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16日至19日，清廷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战、和事宜。一连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
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王公和刚毅、徐桐、崇绮、启秀大声疾呼，要求太后承认义和团，倚靠这些刀枪不入的神兵们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去。他们慷慨激昂，别的大臣稍有异议，便谓之“通夷”。里通外国，出卖国家，这个罪名历来都是打击政敌最有效的手段。
第一次御前会议。
6月16日午刻慈禧召开会议,侍读学士刘永亨请旨令董福祥驱逐乱民。端王厉声高呼“这是失去民心最好的办法！” 刘永亨没法说完自己的看法,慈禧也不说话。太常寺卿袁昶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发言：“拳民就是乱民，不能依靠他们，他们说自己有邪术。自古以来，有依靠邪术成就大事的吗？”
慈禧驳斥道：“法术不行，难道人心也不能依靠吗？今天我们中国这么弱小，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人心了，如果失去了人心，国家还能存在吗？”
吏部侍郎许景澄说：“中国与外国缔结条约几十年，老百姓和教民的冲突年年都有，也不过就是互有赔偿罢了。如果现在去进攻外国使团，各个国家的的军队就会一起来对付我们，必然招致生灵涂炭！”
载漪、载澜都说,义和团是义民,人心不可失。
光绪表示反对：“人心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不过增加祸乱罢了，现在各国总和的实力，比日本还强大十倍，如果我们去挑衅，就是自取灭亡！”第一次御前会议无具体结果。
第二次御前会议。
17日再召集会议,光绪主和,认为我国积弱,兵不足战,用乱民以侥幸求胜,后果难料。但载漪为激怒慈禧,假造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勒令皇太后归政。三、代收各省钱粮。四、代掌天下兵权。
慈禧宣读假照会后,激怒异常,坚决主战,载漪、溥良等激昂陈辞,极力主战。光绪虽主和,但无力扭转局面。
第三次御前会议。
18日晨召大臣入见,仍是商议和战,会上联元、王文韶反对围攻使馆,均被慈禧、载漪申斥为他人长威风，,光绪哭着争辩却没有什么作用。
第四次御前会议。
19日下午召见大臣,慈禧决定宣战,派许景澄等往各国使馆通知,限24小时内离京,派兵护行。光绪不愿轻开战事,拉着许景澄的手说:“一定要和各国大使好好商量。”
慈禧训斥道：“皇帝放手,不要耽误事情。”
大臣联元哭泣着争辩：“法兰西是传教的国家,这次冲突也起源于和法国的争端,即使要开战，也只能和法国开战，绝对没有和十一个国家开战的道理，这样做，国家会陷于危险中！ ''慈禧却听而不闻。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保护使馆区时，在东单被清军神机营章京恩海开枪打死，大战的最后一根导火索被点燃。6月21日，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发诏对十一国同时宣战，但只宣给了自己臣民，没有向任何国家送达宣战书。随后，八国联军对清军和义和团开战。
时局的演变令许景澄更加担忧，他觉得这样下去，京城黎民在劫难逃。可是，此时朝中主战派已占据绝对上风，许景澄等少数主张和谈的大臣则被视为卖国贼。
慈禧发布的懿旨如下：“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着行正法，以昭炯戒。”
事实上，许景澄违背慈禧心思，与朝中权臣相左，直言奏请，就已经知道自己性命难保。出事前，他曾对身边人留言：“各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再无回旋余地，以后要签订条约，肯定是非常的苛刻，你们要提前做好打算。”他深为国家前途担忧，几天之内，头发尽白
7月28日，在许景澄、袁昶被押赴菜市口刑场路上，观望的义和团拳民和无知民众高兴得像过年一样，他们为看到“卖国贼”被处死而欢呼。
许袁二人被斩首后，无人前去收尸。后来还是有相同政见的兵部尚书徐用仪不忍，出面含泪收尸。仅两周之后，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遭到与许景澄同样的命运，被以同样罪名斩首于菜市口。被处斩的五位大臣，有四位都是在“总理各国外交事务衙门”兼职，熟悉外交事务。
相传被判处斩首后，许景澄心里想着，京师大学堂有一笔四十万两银子的办学经费尚存于俄国银行，他把折子交给同仁，再三叮嘱保留好，以防洋人日后赖账。对众人留下“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的遗言后，安然赴刑。
8月14日凌晨，联军进抵北京城外，对京城各门发起总攻击。15日，联军逐步攻占北京各城门，攻入城内，与清军展开巷战。至当晚，联军已基本占领大部分京城。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逃亡西安。任命李鸿章等为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
此后，八国联军大军增兵，全力清剿义和团。慈禧在出逃的途中，就对清军下达了剿灭义和团的指令，清军也配合清剿义和团。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
西方列强烈要求处死12名主战派大臣，即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1901年2月，慈禧下令：庄亲王载勋赐令自尽；毓贤正法；刚毅已死，追夺原官；甘肃提督董福祥等亦一一获罪。一星期后，慈禧再次下令：载漪、载澜监禁侯决，其后减为发配新疆，永不赦免；刚毅虽死，但仍要给予儒家文化中最重的刑罚，即开棺戮尸；赵舒翘、英年二人，则赐令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和徐桐的一个儿子，在北京处决。与此同时，反对义和团并被处死的袁昶、许景澄等大臣，平反昭雪。
1901年2月13日清朝廷宣布为五大臣平反，诏曰（翻译版）：“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剿抚两难，多次召见臣工商议。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礼部侍郎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经朕一再询问，各有意见。而首祸载漪、刚毅等人，乘机诬陷弹劾，以至于他们被杀。徐用仪等人多年以来工作努力，平日办理交涉事件，和谐中庸，成绩突出，应该奖赏。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请各位知悉。钦此。”
1901年9月，十一国与清廷在京城西班牙公使馆签订《辛丑条约》后，除少部驻军京津地区，9月17日，联军大部撤出北京。
【点评】
专制国家的君主，企业的老板，部门的经理，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独裁者。然而，无论他们多么独裁，他们都清楚：管理一个国家、企业，不是靠自己一个人，要想管理得好，必须纳言听谏，从善如流。因此，他们在征求下属的意见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中立的主持人，而不是评判人，在听取意见后，再做出决策。因为他们手上握有决策的权力，甚至是生杀大权，他们的评判，必然会影响发言人的理性和积极性。
同时，下属在发言的过程中，说了什么观点，说得对还是不对，最终决策的，是君主/老板本人，而不是下属。因此，承担责任的，应该是决策人，而不是发言人。显然，即使出了乱子，决策人也不会杀掉自己，开除自己，而是退位或者破产。所以，发言人拥有豁免权，几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慈禧因为主和派的言论不符合自己的主张，就杀掉主和派；因为决策错误造成惨败，就杀掉主战派，这都是缺少豁免权的意识。
至于说在讨论中，质疑对方的动机，更加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常识：动机是无法证实的。在讨论的过程中，指责对方动机不正，既无法证实，又冒犯了对方的尊严，造成讨论过程的情绪对立，大部分时候都会进一步发展为人身攻击，最后无法正常开会，甚至升级为个人仇恨，国际战争。至于说，在没有讨论的时候，去猜测对方的动机，并做出防范措施，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它和当面讨论议题不得质疑动机以避免因为礼仪不周造成的冲突，没有什么关系。
（海军上将，2021-9-12）
9、治理黄河引发的危机
淮河有一条支流，叫做沙颍河，沙颍河有一条支流，叫做贾鲁河。
在中国河南省，最大的河流是黄河，第二大的河流，就是贾鲁河。
战国时代，贾鲁河就是大名鼎鼎的鸿沟。
元朝末年，因为元朝工部尚书贾鲁治理黄河有功，鸿沟就改名为贾鲁河。
公元1344年，黄河发大水，冲破堤坝，淹没京杭大运河，南方的粮食不能运输到首都北京，治理黄河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
然而，对于该如何治理黄河，与水利相关的主要官员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时任行都水监贾鲁提出了第一方案；主管水利的大司农秃鲁、工部尚书成遵极力反对，提出了第二方案。对立双方都在黄泛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勘测。
成遵等认为，黄河水年年泛滥，年年饥馑，民不聊生，如果调动20万人集中在这个地区，可怕造成民变，这比河患还要严重。治河资金缺乏，如果按照脱脱的计划，加印纸币，必然会造成全国通货膨胀，
此时的元朝朝廷，和中国古代的每个官僚机构一样，皇帝是最高的决策人，各级官员之间，“官大一级压死人”。因为皇帝支持宰相脱脱，脱脱又是新任宰相，急于做出一番成绩。因此不顾秃鲁、成遵的反对意见，强力支持贾“开河治黄”。
1351年4月，贾鲁开始了治理黄河的巨大工程，
在巨大的决口前，大批埽（sao4）工把早已准备好的卷埽推入河中，无奈水大流急，卷埽即刻被激流吞没。贾鲁望着宽约700米、中流水深約10米的决口，搜肠刮肚，他眼前忽然一亮，为何不修船堤截水入故道呢？这个方法就是采用大船装载石头，使之沉入河底并在其上再加筑土石埽以加长挑溜大坝。
贾鲁有了这样的创意，立即着手实施。用绳索将27艘大船紧紧缀在一起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大方舟，逆流推入河中，先用铁锚固定，再用200多米长的竹绳系在两岸的大木橛上进一步固定，接着在船舱内装满小石子，再用大木板钉合，然后将卷好的埽密布于大木板上，用大麻绳固定。
随着鼓响，每船站在船头船尾的精心挑选的两名水工一起举起了手中大斧开始凿船，不一会儿船沉河底，由于“石船堤”加长了挑溜坝长度，迫使大部分黄河水流入故道
随着一个又一个高达6米以上的大埽推入决口，龙口越缩越窄，势若天降的激流拍打着堤岸，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一会儿使大埽沉陷，一会儿使大埽倾覆，观者莫不股栗，认为龙口难合。此时，贾鲁不动声色，想出一个不惜重赏、不吝高爵的办法，对有功者立即兑现，从而激发了民工的热情。1351年11月11日，终于堵合龙口，黄河回归故道。
仅仅用了190天，贾鲁成功堵塞了黄河的决堤口岸，将滔滔黄河引回了黄河故道，治理工程本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成遵的预言也逐一发生。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经济混乱；就在贾鲁动工的同一年，集中在治黄工地上的民夫，在白莲教教主刘福通的领导下，举起了反抗元朝统治的大旗，刘福通的著名煽动口号是“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全国各地的反元暴动此起彼伏。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成为各路反元大军的最后胜利者。
【点评】
充分辩论，决策过程合理，才能得到更加合理的决策结果。
从贾鲁治理黄河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贾鲁的方案不可谓不周到，贾鲁的工作不可谓不努力，贾鲁的方法不可谓不灵活，贾鲁的成就不可谓不巨大。然而，随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其后果不可谓不严重，最终导致了元帝国的倾覆。
如果采用现代议事规则讨论贾鲁的治河议案，它的主要关节点包括：
1、参与讨论的人员，不论官职大小，一律平等发言；
2、因为治理黄河是一项涉及全局的大工程，最好是专业官员提出方案，然后提交一个由朝廷主要官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进行讨论和表决；
3、也许每个方案都不够完善，可以建议两个方案进行合并；
4、对需要完善的部分，可以提出修正案，并对各种修正案进行表决，最后对方案进行总体表决。
总之，治理黄河关系国家兴亡，首先不能急于决策，其次需要合理决策，其中最重要的合理性，在于决策过程的合理性，也就是今天在发达国家议会中所普遍运用的议事规则。
（海军上将，2021-9-14）
10、伊藤博文沉着主持日本议会
金子坚太郎，1853-- 1942年，是日本宪法与议会学者专家，日本制宪的重要人物，明治天皇期间日本议事规则专家。
伊藤博文，1841-1909年，是日本近代民主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人物，被称为“明治宪法之父”，1885年担任日本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性格机敏温和，不喜战争，常被政客称为胆小鬼，早年因主动在英军与藩长间劝和被称为卖国贼。
1882年日本明治天皇命令伊藤博文考察西方宪政时，天皇本人仔仔细细列明了要考察的二十九条，其中“议事规则”是单独的一条，列在第十四。八年后1890年日本就进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相当成功。虽然有第二次议会选举的流血悲剧，但在杰出政治家的护航下，和平解决。 议会走上正轨二年后，伊藤与在野自由党达成共识，日本国内已是一片和谐，团结。议会的团结使伊藤组织了日本历史上最强大的元勋内阁。国力大增，寻求扩张。这时爆发了甲午海战，1894年中国被一个弹丸小国打败，北洋海军全军被歼灭。
1888年伊藤博文辞去总理职务，担任了日本第一任议院议长。他主持会议时非常重视议事规则，与学者平等争论协商。而议员们也是千方百计在议事规则上找破绽。
金子坚太郎曾经记下了当时伊藤主持会议时的场景：
贵族院有许多厉害的角色，其中……五位将军尤为杰出。所以遇着分歧便要和议长争吵。由于议长的宣告带有很强制的性质，所以议员方面也研究种种议事规则，总想寻找伊藤公的破绽，想在许多新闻记者和旁听者面前给他一番挫折，因此提出各种困难的问题来。伊藤公常常回头向我坦然问道：“金子！这怎么办才好？”
我赶紧将答辩要点记在纸条上递给他，他便毫不介意地将它朗读出来。某日，议员发难：“议长，刚才议长说的是书记官长的意见，我是要听伊藤议长的答辩的，不是要听书记官长的答辩。” 伊藤公答道：“因为议长很不熟悉议事，如果不征询曾巡回欧美而专门研究回来的书记官长的意见，便不能执行职务，这有什么不好呢？”
【点评】
学习议事规则，可以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大致了解在议事规则之下，作为一个会议成员，该如何遵守会议的规则和程序，并合理合法地主张自己在会议中的权利；第二个层次，是非常熟悉各种规则和流程，从而可以胜任会议的主持人，可以从容地保证会议在自己的主持下，有序、理性、公正、高效地进行；第三个层次，是成为一名议事规则专家，不仅熟悉议事规则的所有条款，还对其背后的理念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能够在现场为主持人提供专业技术上的支持。
在前面这个日本的议会场景中，普通议员处在第一层次，伊藤博文处在第二层次，而金子坚太郎处在第三层次。
（海军上将，2021-9-17）
11、处罚停课一年的制度自信
石国鹏老师是中国最近几年网络上最知名的历史老师之一。
2001年，石老师在加拿大的一所大学进修教育学的硕士课程，实习期间被安排在附近一间中学担任副校长助理，这位副校长负责主管学生的纪律。
有一天，石老师和副校长一起处理一个纪律案例。一个高中生上午迟到，听课也不在状态，老师询问他，他的回答也很不礼貌。老师罚他到教室外面去，学生不听，老师走过去拍他肩膀，催促他出去，学生却推了老师一把。
副校长问石老师，你觉得怎么处理？
石老师说：一天停课处罚，写检查。
副校长说：我根据我的权限，罚他停课五天，并且按照程序向学校纪律委员会报告了此事。
过了几天，学校纪律委员会做出进一步处罚决定：停课一年！
【点评】
石老师说，我很震惊学校的决定，我深深感到，西方学校表面的开放和自由，是以规则和制度作为背后的支撑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获得进一步的启发：
第一，学校对于师生之间的礼仪行为，非常看重；
第二，从老师，到副校长，到学校的纪律委员会，都有明确的制度和授权；
第三，学校的纪律委员会对于学生、老师、副校长的行为，都有有效的监督；
第四，在老师、副校长两个环节，有一定的个人授权，以提高管理效率；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则在纪律委员会的环节，用集体的方式决策，避免出现不公正行为，也避免一些矛盾集中到个人；
第五，学校的纪律委员会归属于学校管理委员会或者学校董事会。通常来讲，发达国家的学校董事会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有完全的自治权利，不受政府机构的影响，因此可以非常有效、合理地开展本校的管理和教学活动。同时，因为学校董事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教师、家长、赞助人、社会名流甚至学生都可以在学校董事会有一席之地，具备了很大的代表性。因此，董事会的决策，或者董事会授权的专业委员会的决策，很难引发争议，造成所谓“社会恶劣影响、群体事件”。
总之，一个社会要运行良好，必须大力发展社会团体自治能力，而罗伯特议事规则，则是全世界指导社团自治最有力的工具。如果我们的国家要进入发达文明社会，就需要大力推行这样的培训；或者中国人要移民到发达文明国家去生活，，就需要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训练，才有能力参与他们的社区和社团自治，才有意识去关注和参与当地的公共事务，从而有机地融入他们的社会和群体中去。
（海军上将，2021-9-18，晚上9点，成都，雨）
12、唐群英掌掴宋教仁
唐群英（1871--1937），女，湖南省衡山县人。19岁结婚，遵照其母之言嫁给曾国藩堂弟曾传纲，此后她结识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畅的母亲，1900年结识秋瑾，1919年54岁随同儿女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唐群英、秋瑾都来自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史称“潇湘三女杰”）；1904年秋，唐群英得知秋瑾赴日留学后，也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她自费入青山实践女校，秋瑾为其同学。在日本期间，1905年5月，经赵恒惕介绍，她加入华兴会，是该会当时唯一的女会员。7月，她经黄兴介绍而结识了孙中山。8月，华兴会、兴中会等革命组织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成了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1909年先后组织了在湘乡县永丰镇、湘潭县花石镇的两次武装起义，但均告失败。
1910年6月，经黄兴安排，她再次赴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同时在中国留日女学生中开展运动。1911年秋，她归国和张汉英在上海筹组女子北伐队。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她将黄兴护送到武昌。11月初，江苏、浙江组织了江浙联军进行北伐。唐群英所率的女子北伐队列入了江浙联军编制。11月下旬，江浙联军进抵南京，女子北伐队与何奇伍团奉命于玄武门进行助攻，成功攻入玄武门。此后南京光复。
1912年，中国同盟会总部迁到北京后，唐群英（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和王昌国（中国第一位女性省议员）、沈佩贞（1912年上海北伐军女子敢死队队长）等人同赴北京，继续要求北京临时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然而在中国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等改组派的纵容下，中国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遭到删除。唐群英等遂冲进改组会议的会场，进行强烈抗议。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时，新的国民党党纲中仍然没有“男女平权”的内容，唐群英遂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来到主席台上质问宋教仁，宋教仁支吾不能答，唐群英遂揪住宋教仁的头发向宋左右颊掌击，全场大骇，林森想出面调解，但还未说话也被打了一耳光。于是，有人提议将“男女平权”补入党纲，主席主持表决，只有少数人举手赞成而未获通过。随后，唐群英写了《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人。8月27日，唐群英和沈佩贞拜见孙中山，并面交书信。9月2日，孙中山派人给唐群英送来了他亲笔写下的复信。信中称：
同盟会女同志公鉴：
来函敬悉。男女平权一事，文极力鼓吹，而且率先实行。试观文到京以来，总统府公宴，参议公宴，皆女客列上位可证也。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未知诸君以为然否？更有一言奉献：切勿依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此复，并期努力进行。
孙文谨启 九月二日
9月4日，唐群英发表《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宣言书》，此后她劝说女界领袖不再于国民党内纠缠，而是和国民党一起对付袁世凯。9月5日，唐群英分别拜见了宋教仁、林森，为8月25日的失礼致歉，宋、林二人均表示理解。
（2022-3-12编）
13、丙午年改制，军机处掏枪
1906年，北京朗润园（恭亲王奕訢府邸，目前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在地）的秋天风景宜人，祥和干净，而在此举行的史称“丙午改制”的会议却刀光剑影。
首席军机大臣奕劻(kuang1)先定调子:立宪有利无弊，是人心所向。若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
袁世凯颇有亡清在此一举之势，对立宪前面加的“预备”二字发难道:“等把一切准备好再立宪，恐怕什么都晚了。”
光绪的亲弟弟、荣禄的女婿、后来的摄政王载沣（时年23岁）死死地盯着袁世凯，目光如炬。孙家鼐和瞿鸿禨（ji1）相继发表了一通立宪虽好，但应缓办的废话。铁良坐不住了，对着袁世凯道:“你所谓的立宪，根本就同立宪的宗旨不合。”
于是，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到敏感话题上:责任内阁和军机处的存废。在场的军机大臣，除了领班奕励，全都视袁世凯为砸其饭碗的灾星。
因此，袁世凯绝口不提军机处，只说责任内阁“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简直就是埋头苦干的劳模，宠辱不惊的典范，自己当“以死相争”。
载沣反唇相讥道:“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你怎么不说让皇上也靠边站!这样目无君上的话，也只有你袁慰庭说得出口!”
“此乃君主立宪国的通例，非在下信口开河。”袁世凯毫不示弱。
“袁慰庭，你一”载沣盛怒之下，竟将腰间的手枪拔了出来。
尽管众人好言相劝，终未酿成恶果，但袁世凯深知，同载沣之间的裂痕，永远难以修复。其实，重用二十出头的载沣，本身就体现了慈禧对庆袁的防备和制衡。而袁世凯在立宪一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竟连“预备”都等不及，已然突破了自己的底线。
一日，袁世凯入宫参见，慈禧问道:“官制改革，何以久未定稿?”袁世凯回禀说:“意见分歧，不易一致。”岂料，慈禧冷笑着来了一句:“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袁世凯一阵眩晕，腿软得几乎站不起来。
慈禧见袁世凯不死心，决定狠狠地敲打一下。军机会议上，她将一道参劾“疆臣揽权(袁世凯)，庸臣误国(奕助)”的折子遍示群臣。奕励脸色惨白。军机们纷纷叩头，说圣明无过皇太后，赶紧把袁世凯这个成天想废军机处的挛障给革职查办了吧!
慈禧满意道:“呵呵，这又何必呢?”然后把折子收了起来，默默离开。
老油条们心领神会，发动言官交相弹劾，以日均几十次的狂骂让袁世凯体验了什么叫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慈禧顺势严斥了袁世凯，迫使他恨恨地回到天津。
整个冬天，袁世凯都宅在家中，拒绝见客。忧谗畏讥的他知雄守雌，试探性地上了两道折子，一封请辞各项兼差，一封主动提出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给陆军部统辖。
慈禧在其奏折上批了几句宽慰的话，允其所请。
（评论：军机处是大清帝国的最高议事机构，军机大臣载沣一言不合，居然对排名第二位的军机大臣袁世凯拔枪相向。能够位列军机大臣，都是当时大清最显贵的人物，有极强的尊严感，且不说被人当面反对，会觉得很丢面子，如果对方还讽刺挖苦，甚至拔枪相向，那么，因为政见不同造成的分歧，必然演变成私人恩怨，再与权力争夺和利益博弈掺杂在一起，也就为将来的血雨腥风埋下伏笔。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高级官员的争斗，必然会引发社会中下层你死我活的拼杀。）
14：两位大师的交锋
马克斯·韦伯非常欣赏熊彼特，1918年，维也纳大学请韦伯推荐一名经济学教授，韦伯只提了熊彼特一人。熊彼特与韦伯性情不同。熊彼特是保守主义者，韦伯则是自由主义者。雅斯贝尔斯描写到：
1918年，他们俩常常在咖啡馆里见面，同时在场的还有卢多莫里茨·哈特曼和索马利。熊彼特谈论着他对俄国革命的喜悦心情。他说社会主义现在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在证明它切实可行。韦伯对此却极为忧虑，他认为，在俄国发展的这一阶段出现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场犯罪，这是一条空前的人类苦难之路，其后果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很有可能”，熊彼特回答说，“但却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一个死尸成堆的试验场。”韦伯激动地回答。“你这句话适用于每一间解剖室。”熊彼特回道。大家试图转移他们注意力的努力都失败了，韦伯越来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熊彼特的话也越来越尖利，声音却越来越温和。咖啡馆里的其他人都好奇地听着，最后，韦伯跳了起来，喊道，“我再也受不了了”，跟着就冲了出去，哈特曼也马上拿着帽子追了出去。熊彼特独自留在那里，微笑着说道，“一个人怎么能在咖啡馆里这样大喊大叫呢?
（评论：韦伯和熊彼特都是特别有知识、有智慧、有修养的人，可是，面对不同意见的尖锐对立，他们还是很难平心静气地进行深入的对话和讨论。这就是人性的局限，绝大多数人都很难摆脱这样的局限。如果他们学习过罗伯特议事规则，如果他们知道运用“轮流发言”、“限时限次发言”、“不做人身攻击”、“服从主持人的裁定”这几条基本规则，就可以演绎出一场又一场的精彩的思想碰撞，为普罗大众留下宝贵的思想遗产。）
15、冯国璋在直隶省议会的尴尬
冯国璋是袁世凯麾下排在最前列的大将，人称“北洋三杰”之一。北洋军人中，冯国璋曾经考上文秀才，在当时非常少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派兵镇压，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荫昌是个满清纨绔子弟，不敢在前线督战，甚至连火车都不下，随时准备逃跑，因此屡战屡败。不久，袁世凯复出，前线主帅换成冯国璋，很快打败了黎元洪的湖北新军，拿下汉阳和汉口。革命军临阵换帅，黄兴做了总指挥，却还是不是冯国璋的敌手。
1912年，一战成名的冯国璋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刚一上任，就被直隶议会里的革命党人，来了一个下马威。冯国璋向省议会做施政报告，在照本宣科之后，身为丘八的冯国璋，大概是打算表表维持地面太平的决心，撇开稿子，发誓说，身为都督，他一定要维持好直隶地方的秩序，要是出了乱子，让外国人把中国人作践个王八蛋样儿，那是不行的。谁知道革命党议员马上站起来，质问他:为何在省议会讲粗话?是不是有意侮辱省议会，侮辱中国人?冯国璋没想到会被当面抢白，嘴巴张开了，半晌合不上，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不敢发作，干在那里，下不了台。过去的官场上，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最后，还是议长出面，宣告休会，冯国璋才下台离去。过后，冯国璋托人捎话，向发难的议员道歉，说他对军队讲话惯了，没有经过议会的场面，说了粗话，真是不好意思。还问，议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尽可以满足，同时希望跟议员见面，有话好说。（摘录自《辛亥—摇晃的中国》）
（评论：议会议事，首先要保持一种文明、礼貌、尊重的气氛，才能让意见各方既畅所欲言，又深入探讨。冯国璋在议会讲粗话固然不对，但如果革命党议员对其当面指斥，也不恰当。好在冯国璋还算比较有涵养，没有太多计较。
参照议事规则，比较恰当的做法是：1）议员当即向议长提出程序问题，指出当前报告人措辞不当。在这里，当然不能采用“有意侮辱省议会、侮辱中国人”的措辞，一方面是典型的质疑动机，二是有点上纲上线；2）主持人收到程序问题，在进行判定的时候，应该友好地提醒发言人，注意措辞，让发言人既能改正，又不会觉得丢了面子。 3）冯国璋作为当世名将，一省之长，也应当得到最基本的尊重，而不是被人像小孩子一样教训呵斥。
我相信，采样这种友好的、温文尔雅的方式去处理冯国璋的发言，去提醒这些还不太熟悉该如何在公众场合发言得体的人，一定会赢得对方的尊重，赢得对方对议事规则和议会制度的尊重。那么，此后就不会出现北洋军人和革命党人都对民国议会心灰意冷，弃如敝屣的局面，中国百年来的苦难，就不会出现。）
（海军上将，2022-5-24）
16、对处理分歧的机制有分歧
2022年6月17日晚上8点，罗规讲师团第13期轮训班的一次演练正在腾讯会议室进行。参加的学员有1303、1306、1308、1311、1316，辅导员是秃鹰飞去。演练之前，辅导员预拟了五条动议：1）本周六上午，罗规学堂在蓉学员在人民公园鹤鸣茶社进行线下演练，费用AA制；2）每一位学员例用假期读一本书，用所学罗规知识进行分析，并将分析心得分享到微信群与罗规学堂公众号；3）本周五以前，每位学员和辅导员拉50名自己的朋友进入“罗规讲师团”微信群；4） 今天演练结束后，每个学员写一篇500字以内的演练体会，在下周三之前交给本次演练的召集人；5）下次演练时，每个学员用5分钟的时间，讲一个自己观察到的日常生活中和罗规相关的例子。
轮到1306担任主持人了。1306确认法定出席人数之后，开始向成员询问是否有人提出动议。
成员1308说：“主持人，我申请发言”，主持人请他发言，1308说：“我动议，本周五以前，每位学员和辅导员拉50名自己的朋友进入“罗规讲师团”微信群。” 主持人随即回应，“好的，现在收到一个动议，动议的内容是……”
“反对考虑！” 成员1311突然打断主持人。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规定，提出“反对考虑”，不需要申请发言权。
主持人愣了一下，2秒钟之后，说：“主持人裁定，该‘反对考虑’无效，因为反对考虑动议需要在主持人宣布议题之后，以及开始讨论之前提出来。目前主持人还没有宣布议题，甚至主持人还没有就该议题寻求附议。”
主持人1306来自本期培训的B小组，会议成员1311来自C小组。在罗规培训推广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种现象：对于在罗规11版上明文记载的同一段文字，不同的培训导师的理解却不尽相同。这一点有点像美国司法系统中对宪法的不同理解和纷争，以至于美国的政治制度赋予了最高法院一种特殊的权力：宪法解释权。通过最高法院的裁定，来确定具体的司法活动是合宪的，还是违宪的。
关于“反对考虑”的提出时机，在罗规11版的英文版里是这样写的：the objection can be raised only before there has been any debate or any subsidiary motion except Lay on the Table has been stated by the chair.(反对考虑只能在任何讨论开始之前或者附属动议提出来之前，除非该动议被主持人宣布暂停。)。由此可能就出现了C和B的两种解释：1）C认为，主动议一旦提出，无论是否附议和宣布议题，都可以提出“反对考虑”；2）B认为，没有宣布议题之前，该动议属于动议人所有，他人无法“反对考虑”。
对于这样的分歧，还可以有很多辩论，以及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在此不再赘述。
我想强调的是，罗规是如何解决这样的分歧的。
第一、可以由本次会议来决定。在这样的演练场合，可能有不同培训导师带领的学员，因为“先入为主”的心理习惯，每个人都会倾向于相信自己最开始学到的观点。不过经验证明，通过充分的讨论，也可能改变一部分人的观点。最后，通过投票表决，来决定本次会议将采用哪种观点。
第二、是由罗规学堂的学术和考试委员会经过讨论和表决，确立一个参考标准。那么轮训班在进行培训的时候，默认一条规则：如果老师和学员对规则有不同理解，则以罗规学堂考试委员会的标准作为最后参照。
由此，我们不仅有解决具体观点分歧的机制，我们还有解决对机制理解有分歧的机制，那么，还有什么分歧是我们不能解决的呢？
（海军上将，2022-6-19）
17、平定“诸吕之乱”的一次投票
汉初，刘邦登基之后，曾在白马与群臣订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的白马之盟。意在巩固刘氏政权，打击非刘姓的诸侯王。刘邦去世后，刘邦和吕后的儿子汉惠帝刘盈继位。刘盈生性懦弱，朝廷大权逐渐落入母亲吕后以及吕氏族人手中。前188年，汉惠帝去世，太子刘恭继位，年仅5岁，吕后专权日甚。
公元前180年7月，吕后病危，但其在离世之前仍不忘继续巩固吕氏天下。她召见了自己的侄子吕禄和吕产，进行了临终前的嘱托，任命赵王吕禄、吕产分别统领北军、南军，牢牢掌控住军队，守卫住宫殿，更不要离开皇宫为她送葬。不久，吕后去世。
前180年八月，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和朱虚侯刘章商议，决心铲除吕氏势力。太尉想进入守卫长乐宫的北军，因为长乐宫原为吕后所居，是诸吕的活动中心，而且北军力量较强，所以没能进去。襄平侯纪通主管符节，太尉就让纪通拿着符节，假传皇帝诏令，要让太尉进入北军。太尉又派郦寄和典客刘揭先去劝说吕禄：“皇帝命太尉主管北军，让您回和封国去，还是赶快交出将军印，及早离开，不然，大祸就要临头了。”吕禄和郦寄从小一起长大，认为郦寄不会骗他，就解下将军印交给刘揭先，把兵权交给太尉。太尉拿着将印进入军门，向军中发令：“拥护吕氏的袒露右臂，拥护刘氏的袒露左臂。”（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众将士都袒露左臂拥护刘氏。太尉还没到北军时，吕禄已经交出将军印离开了军营，太尉于是统率了北军。
然而南军还在吕产手里，周勃命人通知守卫未央宫的卫尉：“不准放相国吕产进入殿门。”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离开北军，想进入未央宫，准备作乱。吕产来到殿门前无法进殿，在殿门外徘徊不决。刘章带兵进入未央宫门，见到吕产已在宫中。于是发起攻击，吕产逃走。此时狂风大作，吕产的随从官员一片混乱，无人再敢抵抗。刘章率兵追逐吕产，追到郎中令官府的厕所中把他杀掉了。
同年，陈平、周勃、刘章、灌缨推举刘邦的四儿子刘恒为皇帝，史称汉文帝。（故事出处《史记·吕太后本纪》）
（点评：中国官方史书，常常为了宣扬君主的贤明而捏造历史。《史记》的这段历史是否真实，很值得怀疑。不过，无论什么样的当政者，毕竟还是把“民心所向”作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因此，让军队士兵袒臂选边，也算是一种原始的民主意识。然而，在这样的气氛下，选择错误，就会杀头，这和当年苏联人在蒙古搞“独立公投”，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投票人在刺刀的监督下，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投票自由。）
（海军上将，2022-9-20）
18、美国国会向日本宣战的唯一反对票
讲师团第15期轮训班第三次课程，主讲老师燕旺利讲述了一个“主张少数人权利”的故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摧毁美军军舰22艘，飞机300多架，造成美军2400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
第二天，12月8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第77届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请求国会对日宣战。当天，参议院以82：0，众议院以388：1的结果，通过了对日宣战的决议。其中唯一的反对票，是来自蒙大拿州的众议员珍妮特·皮克林·兰金，她说：“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能参加战争，我也拒绝派其他人去。”
就在兰金说完这句话之后，国会议员席上立即爆发出一片嘘声，后来成为参议员的埃弗雷特·迪尔森率领几位议员要求她改变自己的决定，使宣战成为一项一致通过的决议，或者至少是弃权，但兰金拒绝了。
投票结束后，兰金被一些人追赶，不得不躲入国会的一个电话间，直到国会警察把她护送回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她迅速被愤怒的电报和电话所淹没。一封来自一直支持她的弟弟的电报写道：“蒙大拿州百分之百反对你。”蒙大拿州共和党主席呼吁她改变投票，以挽回蒙大拿州的荣誉和忠诚。
12月9日，全美国各地的报纸上都出现了一张兰金被困在电话间里呼救的照片。
兰金的投票当时在全美所激起的愤怒完全可以想象——给她发来的许多电报都是恶毒的，还有一些是淫秽的。这些电报把她称作“婊子”、“老顽固”、“希特勒的助手”、“耻辱和叛徒”……兰金原来的一些争取女权运动的同事发来电报说，在她投票后，她们以做女人为耻，她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找一份女仆的工作。
在当时就有人敏锐地感受到了兰金的勇气。威廉·艾伦·怀特在堪萨斯州的《恩波利亚公报》上撰文称：
“国会中可能有一百个人都想做她所做的事，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勇气这样做。我们完全不同意她的立场是明智的。但是，上帝啊，这是一件勇敢的事情！而它的勇敢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它的愚蠢。一百年后，当勇气，基于道德愤慨的纯粹的勇气在这个国家得到颂扬时，为了她的信仰在愚蠢中坚守的珍妮特·兰金的名字将被刻在不朽的铜像上，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做的方式。”
1917年4月2日，37岁的珍妮特·兰金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国会女议员。当兰金在首都华盛顿首次就职时，受到了所有人的热烈欢迎，在点到珍妮特·兰金的名字时，国会议事大厅响起一片欢呼和掌声。在当时，大多数美国女性还没有选举权，兰金在当时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女性。
1942年众议院换届选举，兰金因为自己的反战立场，没有再次当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兰金在国会投票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对的勇气，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兰金成为现代美国史上的重要人物，她的塑像也与其他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著名人物一起，并立在国会大厦的雕像大厅（National Statuary Hall）。
在任何一个国家，一旦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就很难容纳反对的声音。尤其是战争时期，主张妥协、谈判、和平的少数人，往往会被主战派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类似荒唐之举，莫过于慈禧太后在1900年八国联军战争前后的表现。战前杀死主和派以提振士气，战后又斩首主战派以作为替罪羔羊，自己却相安无事。与之相比，刘邦、文景之治时期的“和亲政策”，宋真宗时代的“澶渊之盟”，则不失为明智之举。
中国人并非历来都黩武好战。杜甫的诗篇中有“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白居易写下了“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而边塞诗人岑参却有点美化战争英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诗鬼”李贺则更加糊涂，“为报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刘备和诸葛亮为了战争需要，竟然发行“直百五铢”，造成100倍的通货膨胀，肥了官府，却民不聊，蜀国也成为当时最先亡国的政权。
确保少数人的权利，才能让一个代表国家最高利益的群体做出理性的决策，这是兰金唯一一张反对票对人类历史所做出的贡献。
（海军上将，2022-10-29）
19、1602年
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万历帝突然染疾，急召首辅沈一贯和诸内阁大学士到启祥宫后殿西暖阁议事。万历帝说：“我已病重，在位已久，已没有什么憾事了。我将太子托付给你，要尽力辅佐。初设矿税矿监，实出不得已，因京城大殿未能完工。现工程可以叫停，矿监也可统统召回。释放囚禁很久的囚犯，因上书建言而获罪的诸位大臣都官复原职，并接受给事中和御史大夫的谏言。”万历帝言毕，沈一贯即恸哭，太后、太子、诸王群臣都哭了起来。沈一贯遂立马拟旨。当夜，群臣都在宫中通宵议拟。
第二天，万历帝身体有所恢复，却对昨日的决定深感后悔。便令太监急至内阁中，要追回谕旨，前后共计20余人次。并口谕：释放囚犯，听取直谏大臣的意见就像昨天所说的，但是矿税却不可以罢免。沈一贯并不想交出圣旨，但是中使甚至磕头都出了血，迫切要沈一贯交出圣旨。沈一贯无奈，只好交还。吏部尚书李戴、左都御史温纯第二天就把圣旨颁示天下开始实施，刑部尚书萧大亨则说刑狱的事情须要再向万历帝请示。没有几天，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太仆卿几天后奉万历帝谕旨，不再释放囚犯。
万历帝想要追回成命的时候，司礼太监田义曾据理力争，认为此圣旨不可交回，触怒万历帝。万历帝甚至气得抽剑要处决田义。田义仍持论不畏，此时正巧太监急匆匆从沈一贯处送回圣旨。几日后，田义遇到沈一贯即唾骂道：“相公你要是稍稍再坚持一会，矿税就能撤销，为何如此胆怯！” 自此以后，朝廷大臣再上书有关矿税之事，万历帝都不再听取。终万历一朝，矿税之弊不能除，积害很深。蔡东藩先生在《明史通俗演义》中就矿税一事称赞田义：“不期太监中，亦有此人，其名曰义，可谓不愧。”
1602年，爱德华·达西（Edward Darcy）成为伊丽莎白女王内阁的新成员，他从女王那里获得了进口和销售所有扑克牌的许可证，以便在英格兰销售。这种安排部分是由于女王担心打牌正在成为她的臣民中的一个问题，并且由一个人控制交易将规范这种活动。托马斯·阿林（Thomas Allin）是哈伯达瑟斯公司的成员，他试图制作和销售自己的扑克牌时，达西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女王法庭对被告作出判决，裁定女王授予垄断权无效，原因如下：
- 这种垄断使可能精通某一行业的人无法从事其贸易，从而助长了懒惰。
- 授予垄断不仅损害了该领域的商人，而且损害了所有想要使用该产品的人，因为垄断者会提高价格，但没有动力来保持所售商品的质量。
- 女王打算为了公共利益允许这种垄断，但她一定是被欺骗了，因为这种垄断只能用于垄断者的私人利益。
- 允许垄断贸易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特别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被授予垄断权的人对自己制作卡片一无所知，而且没有法律允许建立这种垄断。
达西诉阿林案（Darcy v Allin）是法院首次明确声明，国家建立的垄断本质上是有害的，因此是违反法律的。此后，该案被称为“垄断案”，其中提出的论点已成为现代反托拉斯和竞争法的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统治者对垄断的反感的历史证据。
评论：对比世界上同一年东西方两个重要国家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
1）虽然管仲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就提出了“治国之道，举措而已”的以法治国的理念，但此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从来就没有把法律当一回事；
2）东方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乾纲独断，而且可以出尔反尔，而英国女王的命令却遭到法庭的狙击，并且被进一步转化成权力向议会转移的趋势；
3）英国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深入研究法律理论的风气以及一大批法律专业人员，国王常常不得不向这些有能力解释法律的群体妥协，而中国各级官僚和知识分子均以皇帝马首是瞻，任由皇帝将国家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以至于一个太监的血气都超过了首辅大臣的勇气；
4）可见，议事和决议，不仅仅在于如何设定和运用规则，还在于深入理解规则或者法律背后的精神理念，并为之做出系统性的努力。如此，太监田义的一时血气，才能真正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海军上将，2022-11-20，以上段落均来自百度百科和WIKI百科）
20、省议会弹劾总督张锡銮
张锡銮，1843年生于浙江钱塘县，以秀才身份进入国子监读书，此后历任知县，直隶防务营务处总办，奉天防务会办，1912年3月被袁世凯任命为直隶总督。
1912年8月，顺直临时省议会发起对张锡銮的弹劾案，弹劾的主要理由是：1）未经议会同意，擅自增加税负，为中央政府筹集经费；2）未经议会同意，擅自将《直隶筹设统一财政办法》提交总统；3）直隶官员洪恩广贪赃枉法，张锡銮故意拖延不办，致使洪恩广畏罪潜逃；4）任用声名狼藉的亲信担任官员，等等。
弹劾案提交到国务院，国务院拖延多日，才派员调查，却是走马观花，匆匆返京，其结论也是轻描淡写，最后不了了之。
1912年9月4日。顺直临时省议会致电国务院，再次声明“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弊会一切事务皆不能进行。” 9月8日，中央政府宣布，张锡銮改任东三省西边宣抚使，冯国璋出任直隶总督。显然，张锡銮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做官，而冯国璋如何，尚难预料，这无异于“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与之相比较，美国在州（省）一级的政治治理就要合理得多。
美国州长是由全州人民直接选举，而不是由总统任命。与此同时，州级众议院、参议院也是直接选举；州法官大部分直接选举，少部分由州长任命；州长和总统，州议院和联邦议院，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没有上下级关系；州以下设有郡县、乡镇，主要官员都是直接选举，和州级政府没有上下级关系。这体现了社会分层自治的理念和林肯总统主张的“共有、共治、共享”的主张。
因此，州长（总督）不能胜任，评判的权力不在总统或者国务院，而在本州选民和议会，中央政府无权干涉。只有被统治者，才有权力评判和弹劾统治者，这就是现代文明国家治理最基本的原则。
（admiral, 2022-12-11）
21、多数方不一定就是获胜方
2001年1月6日，107届国会开幕。时任副总统戈尔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宣读他在内心中并不承认的大选结果：在选举团的538张选举人票中，布什和切尼赢得271张，戈尔和利伯曼赢得266张。在全国范围内，布什共得民选票50,456,141张（占总票数的47.87%），戈尔共得民选票50,996,039张（占总票数的48.38%）。布什比戈尔少了近54万张左右，成为继1886年哈里森之后又一位少数票总 统。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偶然胜出的总统"为题评论说：现代政治史上"极少出现过以如此微弱的胜利赋予某人以如此巨大的权力"。
此次总统大选，候选人戈尔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却失去了竞选的胜利。
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可谓是一波十折。截止2000年11月7日，除了佛罗里达州以外，其他各州结果均已出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获得29个州246张选举人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获得20个州267张选举人票。而双方均未突破有效当选的270选举人票这一门槛。
此时美国仅剩佛罗里达州结果未出炉，而佛罗里达州拥有25张选举人票。2000年11月8日下午，佛罗里达州选票统计结束。根据已统计的大约6百万张选民票中，乔治·W·布什赢得2909135张，阿尔·戈尔赢得2907351张，其他候选人赢得139616张，布什仅比戈尔多1784张选票。
CNN宣称小布什赢了佛罗里达，从而以271张选举人票险胜戈尔。"小布什赢了！"的头条新闻也在报馆里开印。世界各国领袖纷纷发来贺电，争先恐后向新总统示好。戈尔驱车前往田纳西州州议会大厦，准备公开认输。就在戈尔的车队快要到达目的地时，负责佛罗里达选举事务的州检察长（民主党人）电告戈尔，且慢承认失败，因为戈尔与布什所得选票的差距不到在0.5%，而根据佛罗里达的选举法，这种情况需要重新计票。 绝路逢生，戈尔居然又拣了一条命，活了过来。戈尔的竞选经理明确宣布，只要正式数据没有出来，竞选继续！
在美国，选举的具体方式和其他民政问题一样，属于州政府管辖。因此，各州有不同的选举法。而佛罗里达选举法规定，如果候选人所得的选票差距在0.5%以内，各选区（县）选举委员会必须重新机器计票一次；候选人有权在选举结束后72小时以内提出人工重新计票的要求，由县选举委员会决定是否可行；在大选结束后7日内，各县选举委员会须将选举结果上报州务卿办公室，由州务卿将选举结果包括大选日后10日寄达的"通讯选票"汇总、确认和签署，然后宣布全州的正式选举结果，从而决定本州25张总统选举人票的归属。
11月10日，佛罗里达各县完成了机器重新计票，布什仍然领先，但与戈尔的差距缩小为难以想象的327票！ 这一情形促使戈尔方面要求对棕榈滩县等若干属于民主党势力范围的选区进行人工重新计票。
11月12日，布什不甘示弱，立马向佛罗里达的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法院下令立即停止人工计票，理由很简单：（1）只在部分县进行人工重新计票，必然造成州内选票统计中事实上的不平等，违背了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平等法律保护条款；（2）人工计票可能比机器计票更容易出错，其结果更不可靠；（3）局部的人工重新计票会引发全州性的重新计票，甚至导致全国性的重新计票，从而否定已有的大选结果。
但是，地区法院以人工计票属州法管辖范围、联邦法院不能随意干预为由，拒绝了布什方面的要求。布什方面决定向在亚特兰大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16日，该院以同样理由驳回他们的要求。
与此同时，共和党人也开始主动出击。州务卿、共和党人哈里斯女士宣布，11月14日（大选日后第7天）是各县上报选举结果的最后期限，逾时概不接受。哈里斯依法办事，民主党人却难以接受。因为棕榈滩等县人工计票刚刚开始，不可能在法定的计票期内完成人工计票。民主党控制的棕榈滩等县等向州法院提出紧急请求，要求给予宽限。失败后，它们上诉到佛罗里达最高法院，要求阻止哈里斯在法院判决之前签署任何选举结果。
此后，各种裁定在佛罗里达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联邦地区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之间来回，一会儿是有利于布什阵营的裁定，一会儿是有利于戈尔阵营的裁定。
2000年12月12日晚，在万众瞩目中，最高法院以5比4作出了最终裁定，"推翻佛州最高法院命令继续人工计票的的决定"。法院多数意见认为，佛州高院的判决存在着宪法问题，违反了平等法律保护条款，必须给予上诉一方（布什阵营）补救。12月13日晚，戈尔向布什承认失败，并发表了颇为感人的电视讲话。虽然戈尔仍不失幽默地说，他已经给布什打了祝贺电话，并表示不会再收回祝贺。
选举大战最终尘埃落定，美国人最终用法律而不是枪炮或者暴力解决了他们的分歧。
（海军上将编写，2022-12-14，文章主要来源于维基百科和任东来《从布什诉戈尔的法律诉讼看美国的民主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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